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邊界，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中樞環節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中國的體制改革空間得以擴容。即全面深化五項改革，全力保障五個建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也是五位一體的;國家治理體系也應是五位一體構成的制度體系。唯此，“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才能夠實現。

針對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五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亦有側重。公報中部署經濟體制改革有6段，部署政治體制改革的有3段，部署文化體制改革的有1段，部署社會體制改革的有2段，部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有1段。部署經濟體制改革的篇幅幾乎相當於部署其余四項改革篇幅的總和，部署社會體制改革的篇幅則緊跟其后。

在五個建設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五項改革中，“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社會體制改革舉足輕重。經濟體制改革的使命在於“做大蛋糕”，社會體制改革的使命在於“分好蛋糕”;前者著力於提高效率，后者著力於促進公平;前者關注經濟主體，后者更關注社會組織;前者關注厘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后者則關注厘清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邊界。

由此，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已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中樞環節。

尋找政府與市場邊界的中國路徑

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尋找兩者的邊界，是最基礎的一步。

與西方國家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探索相比，中國有其自身特點。最為突出的是，從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中國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的起點與終點。這一點與西方絕然不同。我們是伴隨著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探索政府與市場邊界的。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到1992年十四大“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2002年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2007年十七大“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脈絡清晰可見。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現階段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內在驅動力。經過35年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還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具體表現為，一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以及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方式，都有待於進一步探索，民營資本所面臨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情況始終沒有真正突破。

二是，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仍然是雙軌制，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揮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並存。

三是，宏觀調控方式有待改善，近年來通過直接干預價格實施宏觀調控的現象比較明顯。

四是，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稅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坦率地講，地方政府不是不想建設服務型政府，而是事權與財力相脫節使然。有人將各級政府的財力狀況作了形象比喻：“中央喜氣洋洋，省級滿滿當當，市裡勉勉強強，縣鄉哭爹叫娘”。地方政府事權大、財力小，容易引發政府越界“自謀財路”的持續沖動。

五是，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比如，城市裡的房子可以賣給農民，農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卻不能賣給城裡人。

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改革部署。其一，進一步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其二，明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其三，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制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其四，建立“科學的財稅體制”。明確事權，適度加強中央事權與支出責任，“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其五，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

政府創造環境市場創造財富

需要正視的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實踐中的困難源於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慣性與頑固性。

長期以來，相比於消費拉動、外貿驅動，政府直接投資推動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色調。甚至有觀點認為，政府實際上是“經濟建設型政府”、“地方政府已經公司化”。我們承認慣性是巨大的，但也堅信這種慣性是可以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