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的最后一天，啟東市南陽中心衛生院醫療康復部主任朱崢嶸在妻子陳丹悲痛欲絕的啜泣聲中，在領導同事的無聲陪伴下，安靜地回到了南陽鎮安平村的家。

按照計劃，4天后又將是他值夜班。同樣按照計劃，疫情過后，他要送兒子上大學去，順便一家人去玩一下。

但這些計劃，在2020年2月22日傍晚戛然而止——

2月15日晚，朱崢嶸結束了一天的發熱門診值班，打電話給妻子陳丹說，“感覺有些累了”，想請妻子接他回家。當天晚上，他就感覺身體不適﹔16日，送到啟東市中醫院﹔17日，轉到上海仁濟醫院﹔22日，回到啟東市人民醫院，傍晚6時，搶救無效去世，年僅48歲，成為江蘇又一位倒在戰“疫”一線的戰士。

離去，仍以戰斗的姿態“在崗”

2月23日，記者來到南陽中心衛生院住院部三樓朱崢嶸的辦公室，電腦還開著，病例表、出院小結……有序擺放著。桌旁，一張工作証靜靜地躺在那兒。在工作人員去向牌上，他的狀態仍然顯示“在崗”。

春節前，朱崢嶸對徒弟顧嫻說，春節計劃多陪陪父親，父親身體不太好，他很牽挂。“其實師父的身體也不好，他一爬樓就會氣喘。”顧嫻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朱崢嶸大年初一到醫院報到，之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

20多天來，朱崢嶸忙得腳不沾地。科室裡4個醫生，高峰期要服務40多位患者，單是查房就要耗時很久，還要和患者溝通，制定診療方案。疫情當前，朱崢嶸還多了一份任務——到發熱門診坐診，4天輪一回夜班。“我是黨員，理應沖鋒在前。”

幾天前，朱崢嶸和同事閑聊時說，覺得胸口有點悶。“我們都說他太累了，叫他回去休息。他開玩笑說，肯定是戴口罩給悶的。”顧嫻說，“他對自己從不上心。”

其實，春節前朱崢嶸曾去上海求醫，就被診斷為大動脈炎並被要求住院。但他把住院通知書藏了起來，一聲不吭挺到了一線。直到無法堅持，被送到啟東市中醫院后，躺在病床上的朱崢嶸還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陣地”，問前來看望的同事：“現在隻有3個人值班了，還有兩個是女同志，不知他們能忙得過來嗎？”

妻子陳丹是啟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主要負責流行病調查工作。疫情發生以來，夫妻倆各自堅守在防疫一線，已經20多天沒在一起吃過飯了。

被村民“打擾”，說明我在鄉村更有用

聽到朱崢嶸去世的噩耗，施菊生特地從外地趕回來，送他最后一程。

施菊生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糖尿病、心臟病。去年3月，施菊生找到了朱崢嶸。此后，她成了朱崢嶸特別關照的患者。“23日，今天給藥后，患者感覺輕鬆﹔24日，還有一些炎症，明天要調整治療方案﹔27日，患者出院了……”在朱崢嶸為施菊生建立的就診檔案上，她的情況一目了然。

出院當天，施菊生請求：“朱醫生，能否再幫我開幾天藥，鞏固一下。”“是藥三分毒，又浪費錢，不能瞎開。”朱崢嶸斷然拒絕。

同事們說，隻要是朱崢嶸主管的病床，哪個患者家庭經濟困難，哪個患者是孤寡老人，哪個患者行動不便……不用翻筆記，他都在腦子裡裝著。

含著眼淚，3天前剛出院的陳亞如說起了與朱崢嶸相處的點點滴滴。“朱醫生特別實在，又非常熱心。”陳亞如患有支氣管炎，每到季節交替就要犯病，經常咳得整晚睡不著覺，前年開始，朱崢嶸成了她的主治醫生。“哪怕我出院回家了，感覺不舒服，打電話問他，他總是有問必答。”

“他不隻對我一個患者這樣。”陳亞如回憶，有一次朱崢嶸正在查房，護士說，樓下有一個80多歲的老大爺，因為腿腳不利索，不能爬樓，想請朱崢嶸到底樓去看一下。朱崢嶸幾乎沒有考慮就答應“忙好就去”。“這樣的事情，我住院期間見過好幾回。”

朱崢嶸畢業於鎮江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原本可以留在城裡，可他卻選擇了去鄉鎮衛生院。有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學向他伸來橄欖枝：“來我們單位吧，待遇比你現在好得多，還有晉升空間。”可是朱崢嶸說，他已習慣了被村民“打擾”，“說明我在這裡更有用。”

其實他挺顧家的，只是實在太忙了

朱崢嶸的微信名叫“朱豬”，很少發朋友圈。“他朋友圈一年就更新兩三次，因為太忙了。”陳丹說，“而且發的都是醫學方面的內容。”

不經常沾家，陳丹曾跟朱崢嶸開玩笑說，他是“陌生人”。就連陳丹的生日，都是在她一再暗示下記起。“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打開手機，陳丹的微信上依然保留著丈夫發來的一串串問候：“睡了嗎？我今晚又要值班了。”“老婆，你要照顧好自己。”……

“其實他挺顧家的，只是實在太忙了。”陳丹說，朱崢嶸一有時間就會回家，他燒得一手好菜，特別是糖醋魚，科室裡的許多同事都嘗過他的拿手菜。

“去年，兒子考上大學，我們倆都向單位請了假，一起送兒子上學去，順便旅游了。當時他就說，明年開學還要送兒子上學去。”瘦弱的陳丹強忍悲痛，“他常說，我們母子倆就是他的寶，他一輩子都要照顧好我們，可是他食言了。”

從醫25年，朱崢嶸多次獲得啟東市衛生健康系統“十佳醫生”、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

（本報通訊員 黃欣美 本報記者 陳 明 徐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