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进中面临着无数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棘手问题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又要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原则，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的。比较而论，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联系更直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围绕对外开放、怎样开放，一直伴有争议，遭遇干扰和阻力。能否处理好这层关系，关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前景。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作了明确表态和深刻阐述。这些相关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为我们排除干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今天，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面临着风险和考验，受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重温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及重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显然已行不通，必须转移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3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也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外开放是对哪些国家开放？从外交格局看，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歌曲《友谊花开万里香》传唱一时，“美丽的鲜花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谊的歌声高声唱……”，所讴歌的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中国在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这些国家，对方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进入新时期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延续，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双方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得到急需的资金、技术支持，在这层关系内难有作为。至于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当时仍未实现正常化。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
当时我们承认落后，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得出的结论。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同年10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两个重要环节。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的基础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邓小平继出访日本后，又赴美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新局面，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邓小平讲这番话，是为了澄清对外开放只是对西方开放的误解。这恰好说明，与西方国家交往确实是对外开放的重点。
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兴建，外商开始纷纷进入中国。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稍后明确表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三资企业的出现，必然涉及对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纠正。“文革”期间，“四人帮”动辄上纲上线，大批什么“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凤庆轮”事件便是一例。邓小平批驳了这些谬论。他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还明确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不过，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是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