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的“责任田”，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早期实验田。
40多年后，邓小平仍然以农村责任田为开端，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大变动、新觉醒，“邓小平责任田”和“组织起来，提高生产效率”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改革创新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率邓小平的责任田
1942年春天，太行山和华北各地，发生了赤地千里的旱灾，到1943年，灾害越来越严重，后来还发生了蝗灾，太行山区许多村庄颗粒无收，需救济的灾民约有150万至160多万人，而平汉线及以东敌占区的灾民每日不断涌来，有的灾民成批的饿死，电影《一九四二》真实展现了当时悲惨的情景。
这时，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获取很多的战略物资，推行“以战养战”战略，企图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场的“后方基地”，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则连续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扫荡中采取“三光政策”，以彻底毁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刘伯承身先士卒，带领129师司令部的人员和家属，在赤岸村外的山坡或河滩上开荒种地，辟为“责任田”。邓小平让后勤部的同志从外地引种西红柿，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再帮助村里的群众种出“洋柿子”。
129师生产部长张克威，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农业专家，在邓小平支持下，他引种、推广美国金皇后玉米良种，在太行山区取得空前的大面积丰收。张克威主持培育169号小麦良种，推广种植后，比当地小麦增产1-2成。张克威还通过国际友人购买几头荷兰奶牛，专人饲养、挤奶，除供给部队休养员食用外，还能分给当地缺奶水的婴儿食用。
美国一架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飞机在根据地内失事，五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被当地群众救起，师政治部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安排饮食。这些美国兵在远离大城市的太行山村庄吃到牛奶、面包和西式菜点，感到非常惊奇。1943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返回延安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在总部生产会议之后，邓小平便和张际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刘锡五（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等带头执行前总机关规定的任务，到左权县云头底村开垦“责任田”，聘请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民担任技术指导，他们担粪、平地和下种，到10月底就完成了秋耕任务。
由于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制定了明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邓小平等首长身体力行，1943年的生产成绩，仅太行军区的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了1500万元以上，比1942年提高六倍。其他日用品不但可以自给，还可外销。
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000多名，储蓄总额达到160余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万余元。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有247名。
1944年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太行区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了一头牛的奖励。
盛况空前的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也是一次科技思想迸发的大会。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他特别表扬了张克威：“我们边区农林局在张克威同志领导下，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即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谷子、麦子好种子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以多打100万斤以上的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
邓小平在谈到生产时指出：我们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发展更多的互助社、变工队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把一切劳动力都组织到生产中来，提高劳动效率。”
收获二八、三七分成
1942年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全师所属部队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100元，团以下60元。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5元-5元的津贴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0.12元。按当时的物价，1.5元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元，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并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在太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1.5元的情况下，两三百元的奖金，可谓是重奖。邓小平指导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也就是著名的“滕杨方案”，规定凡个人从事生产劳动所得，个人得两成，交公八成，生产越多所得越多。在业余时间生产所得，个人留七成，交公三成。
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责任田，也执行这个规定，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表率。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