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受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主持西南党政军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开创了西南地区工作新局面。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群众工作的认识和思考，不仅在当时有力指导了我们党在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而且对新征程上我们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仍然具有启示借鉴意义。本文基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此作些梳理和归纳。
01“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所辖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康和昌都等省区，地域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面对严峻复杂的局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一）深刻分析西南解放之初我们党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西南地区地域广大，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区域广泛，且大部分处于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内部之间矛盾众多，隔阂较深，冲突频发。较之全国其他地区，解放之初的西南地区敌对势力更为强大。新中国成立前后，尽管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节节败退，但蒋介石仍有计划地置留了大批反动武装，妄图把云贵川康变成所谓“反共复国基地”。
这些残余反动分子与土匪、恶霸勾结在一起，疯狂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还在西南各族人民中制造大量的反共宣传，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对西南人民进行压榨盘剥，留下了一个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失业人员众多，帮会组织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生活痛苦不堪。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继续支援解放战争，对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与考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二）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西南地区力量较为薄弱的实际情况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放在首要位置。进军西南之前，为补充地方工作所需的干部缺额，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调配、招收 3.8万名干部随二野大军进军西南。但由于各解放区所需的干部均缺额较大，一些原抽调给二野的干部又补充到了其他新解放区。
面对这种情况，1949年 7月，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议上提议组建西南服务团，并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随即，西南服务团从新解放区招收了 1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与需要承担的任务相比，我们党派驻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人员仍然不足，力量也相对薄弱。邓小平就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数十万军队除外，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配备的干部多不了多少。”
即便将当时西南地区所有原地下党员、游击队以及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计算在内，干部数量依然不足。不仅如此，不少干部还存在能力不强，甚至有一些错误倾向等问题。比如，有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难以适应城市工作需要；有的干部思想落后，出现享乐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干部则对新形势与新任务认识不清，等等。
1950年 1月 4日，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告诫全体同志：“必须准备在一两年内不要想过好日子”，“我们不但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养活别人。而我们的干部很少，摊子还没有摆开，工作还没有下乡，今后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情况复杂的西南地区彻底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改变“广大的基本群众尚待发动”的局面。
（三）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设新西南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要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带领群众共同奋斗。早在抗战时期，邓小平就极为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提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的论断。在解放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取得政权以后我们更要依靠群众，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进军西南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要求，必须掌握“依靠西南人民”这个法宝，老解放区干部和部队干部都要“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避免命令主义的错误作风，同时注重从本地发现积极分子、培养新的干部，“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为此，1950年 1月 17日，邓小平在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的政治任务。
7月 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9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依靠群众建设大西南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要完全肃清土匪特务，清除封建势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
鉴于城市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特别重视联系和依靠工人阶级。他认为：“没有工人群众，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在邓小平和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西南各地各项工作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接下来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02“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
为了谁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局坚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把保护群众利益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着眼点，及时恢复和发展生产，重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及时恢复和发展生产
西南解放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历了长期战争的西南人民，极度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为此，邓小平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把稳定物价和建设交通网作为两个重要抓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西南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条件。
整顿金融市场以稳定物价，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关键。如果物价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引发人心波动不安，发展生产和复兴经济都会无从谈起。解放之初，西南地区的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等问题较为严重，阻碍了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的开展。稳定物价，成为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邓小平对此指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重庆是当时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因此，整顿重庆的金融市场，稳定重庆的物价，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全面恢复具有关键意义。而在当时，由于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重庆的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全面大幅上扬。
1950年 2月，重庆市场物价涨风突起，当地物价水平甚至超过了一些沿海大城市。邓小平对此指出：“如果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就要脱离群众”。随即他领导西南财委，采取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打击投机活动、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等多种措施平抑物价，促使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逐步稳定下来，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交通闭塞，给当地人民的日常出行和物资运输造成很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西南地区交通网，加强各地联通，将建设成渝铁路作为带动西南地区发展、推动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1949年 12月 3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指出：“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他认为，成渝铁路的修建，“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950年 6月，成渝铁路全线开工，并于两年后竣工。成渝铁路的开通，为西南许多工业企业发展找到了出路，加强了西南地区人民同外界的沟通与交流。此外，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西南的货币、粮食、税收等工作均由最初的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逐渐转向平稳有序、积极发展。
（二）听取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为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邓小平领导西南局按照党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认真思考和分析了在西南地区如何建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重要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各级各界代表会议是联系群众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1949年 12月，邓小平等先后分别主持召开工人、青年、妇女、文教等各界代表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听取他们对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邓小平强调：“无论城市农村，均须注意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迅速与各界见面，尽快地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时间、内容及其形式等问题上，邓小平提议：“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
在少数民族民主建政问题上，邓小平力持谨慎和稳妥的态度，提出西南各族各界都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让代表们来讨论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问题”，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纷纷建立起来。通过座谈会、协商会、联欢会等形式，我们党广泛团结了各少数民族，制定的城市接管、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各项大政方针得到广泛拥护和迅速贯彻，并顺利转化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